□徐迅雷
儿女可能很多，母亲只有一个。万物可弃，惟母亲不可弃；自己可辱，惟母亲不可辱。齐达内为什么不惜被红牌罚下，而在世界杯决赛上“突然头袭”马特拉齐？因为“对手用脏话侮辱我母亲和姐姐”！
就在听到齐达内披露“冲冠一怒为母亲”的时候，从齐鲁大地传来“悲凉一信弃母亲”的消息：一位患病的贫困儿子，将身患绝症的老母亲送入医院，3天后不辞而别，仅留下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花了15万元、体重仅剩29公斤、罹患胃癌到晚期、生活已不能自理的66岁老人，正独自一人在病床上忍受着病痛的煎熬。（7月13日《齐鲁晚报》）
我宁愿把儿子的这个行为，看成是一次个人无奈的“求助策划”，而不是真的要抛弃病中的母亲。因为在我看来，抛弃一位母亲，就是抛弃自己的整个世界。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在报道的字里行间，特别是在儿子留书的背后，找寻着蛛丝马迹。我看到“母亲，儿子我身体也不好，有肝病已纤维化，离肝硬化不远了，治疗几年花了不少钱”，仿佛觉得这不是写给母亲看的，而是写给他人看的；我读到“你也劳动辛苦了大半生，到如今为什么得不到一点的回报呢”，依稀觉得这不是对母亲的发问，而是对人间的“天问”……
由于没有更深入的报道，我无法推定这是写给母亲的无情辞别信，还是写给公众的深情求助信。大爱似无——这并非不可能。我宁愿把报道里所说的“一单位送来的花篮，条幅上写着，你的药费我们承担”，看成是“求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个事件到了这个地步，是人世间的现实不幸，我们毕竟愧对历尽一生艰难、如今已骨瘦如柴、只留下苍苍白发的母亲。
经济学家何塞·卢林贝格是“不幸福经济学”的创立者，在他看来，人们在关注经济的增长速度时，更应关注“不幸福”的增长速度。而在国际上，有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通行指标，就是 “民生痛苦指数”（Misery Index）。如今对于我们来说，偷走百姓幸福感觉、削弱百姓心中快乐的，莫过于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重压，还有老无所养等等现实困境。为此，有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在国家和省地县各个层级，广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数”的统计、监控、公布机制；通过公布“民生痛苦指数”，以利于摈弃围绕着GDP打转转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哲人伊壁鸠鲁认为，导向幸福的元素，包括友谊、自由和思想等等主观因素；所以“民生幸福指数”往往有着浓厚的主观色彩，不是说“幸福指数”没有参考价值，而是其潜在的失真度相对较大；而“民生痛苦指数”更为现实、客观，更加清醒、清晰，更具有监督的作用、更富有启发的功效。
古往今来、无论何处，幸福抑或痛苦，都是一种现实的、客观的存在；当我们面临生老病死而入不敷出的时候，痛苦是很冰冷和坚硬的。所以，我们不必讳言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时代，百姓有着种种苦痛和痛苦，而应该让“民生痛苦指数”成为一个寻常的公共话题，并且大方地从这一公共话题出发，大步走向社会公平，大力改善民生质量，从而成就社会和谐的大计。这样，对每一位病中母亲的拯救，就用不着小计小谋，因为有着社会的保障救济之道——那才是拯救的正道和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