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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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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税负才有民富国强 |
| □童大焕
据统计，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而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过3.9万亿元。增幅之大世所罕见。 与此同时，据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11月，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44元，同比增长13.6％。（12月17日新华网） 北京站在全国现代化的前列，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增幅将接近于居民收入增幅的3倍，这还不包括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以及各种国家机关和单位形形色色的预算外收入和非法半非法的小金库。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将会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而政府如果加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将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希望。 然而，在一个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政府体系里，过高的税收带来的往往不是民众福利的增加，而是政府自身支出的突飞猛进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中国已然拥有了世界上和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成本堪称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政府在基础资源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除了从价格上直接剥夺民众，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使得市场的发育不断萎缩。 除此之外，高税负还直接导致征税成本高等问题。中新网2006年12月21日消息说，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在中国，100万税务干部，征收10683亿元的税收，人均组织收入107万元；而在美国，11万多税收征收人员，组织政府收入18273亿美元，人均为1600多万美元，是中国的117倍。 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时间多达872个小时，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司只需要80个小时。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到1996年达到4.73%，到上世纪末大约为5%-8%，征税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仅为0.58%。中国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中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全世界税负高于GDP50%的惟有瑞典，但那是个高福利闻名世界的国家），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2%左右。因而，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由于名义税负太高，企业和公民自觉纳税的热情就会降低，甚至只有违法才能生存，它导致了公民创业荣誉感和幸福感的降低，也大大提高了征税成本。同时，征税环节带来了“讨价还价”的腐败生存空间。 不久前，世界纳税人协会专门撰文，得出“高税率=微弱增长、低税收=高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指出，税收以非常深刻和极端的方式影响到了个人的自由。税收如同以前的关税一样，征收的越高，贸易越少。在19世纪欧洲某些国家,关税税率之高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贸易的发生。随着关税税率的降低，贸易状况逐步改善。税率越低，贸易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李察·韦德（Richardvedder、俄亥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研究了1965年至1992年之间美国各州的经济表现，他发现25个低税率的州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比另外25个州高了三分之一。 1870年至1970年期间，瑞典成为最显著福利增加国家之一。当时的财政压力并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瑞典自1970年开始，税收大幅度增长，由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至1998年的53%。在今天，瑞典是经合组织中惟一税收和社会保障税占GDP总额50%以上的国家。而自1970到2001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下降，经济繁荣已经不再。 而通过发生在东欧的“税收竞争”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证据。前几年，单一税率制度开始席卷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单一税率制，斯洛伐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是这个逐步增加的名单中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单一税率的变革，这些国家从被遗弃的地方变成了投资者追逐的热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是如此，唐朝时期的“贞观之治”亦如此，号称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也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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